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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第一位的监督形式。

秦汉以后，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立法学进步的基础上。且在君主专制的历史背景下，君为主，民为客，人民的重要性无论被鼓吹得多高，其永远都是被统治、被压迫的对象。

尚贤主张表达了贤人治国的要求，体现了对民智的重视。（二）民本思想之法理观的确定 民本思想，内容虽然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层面，但作为统治者的一种执政观，即使在中国古代人治的政治生态下，主要内容也是指向制度层面的运作。换言之，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在制定、执行、实施律法的过程中，关心不关心民众的根本利益，重视不重视民众的各项诉求，能否协调、处理好君（国）与民官与民的关系，是维护、巩固其统治（包括确保自己统治的合法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赋税是封建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也是直接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国策。荀子提出，王者必须富民，否则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

其中着重说明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这不仅是各朝各代的民众共识，更是仁君的治政追求之一。甚至是同一个人，如梁武帝萧衍、隋文帝杨坚，其年轻时和年老时对民本思想的看法和实践也会结果非常不一样。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国家监察制度改革以及纪委、监委合署办公机制，典范展现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在共同承担反腐败法治任务上的体系性整合，也为党政依法融合提供了先行经验。

鉴于党内法规需要形式上符合党章、宪法和法律以及实质上符合社会主义真理及历史实践的检验标准，党内法规的美德、义务与先进性要求就必然高于国家法律，其纪律惩戒和进步性规范也必然是高标准的。当然，一切党内法规对党员的权利限制和义务加载都不得与党章规定的公共政治目的相悖，也不得不成比例地损害党员个人的基本权利。在吸取了革命战争时期和建国后运动式治理的有关经验教训之后，邓小平对改革开放后治理秩序的总体思考明显偏向于常态化，追求建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经济新秩序和民主法制新常态，并以和平与发展为主导原则融入主流的世界体系。党决定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的状况，要求在坚持革命化的前提下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并在这些方面着手做了一些工作。

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首次提出了党内法规概念，并确定了党内法规的基本规制功能：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除了上述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外，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关于党内法规的定位和期待，显示了对党内法规之法理学与制度体系继续探索和深化建构的理论节制性和规范愿景。

这种二元性不同于西方政党轮替体制下的政权组织形式和治理模式，而是一种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的国家治理模式。二是依规治党必须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其一，民主代表制的古典理论及其多元化。比之于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党内法规体系是重要的发展和补充，与国家法律体系构成完整的全面依法治国体系。

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在与中国革命、改革与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就其方法论自觉和历史方法的政治运用而言，早已形成具体的政治治理传统。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基本形成并不等同于党内法规体系的完备或终结，只是在适应现阶段的意义上比较完善，其体系与内涵仍有与时俱进和协调发展的余地与空间。因此，党员义务或牺牲也是有限度的，尽管这种限度相对于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公民要低得多，但也是客观而正当地存在的。中国法治理论与法治道路在国内法的一般部门受到西方法治模式的较多影响和塑造，甚至在个别领域和个别时期出现了类似法律东方主义的西法激进化和法律移植主义，这是中国整体现代化进程的曲折反复，也是西方法治文化优势和制度霸权的凌驾效应。

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办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同样，作为全面依法治国体系内的规范类别，党内法规有着不同于一般国家法律的法哲学基础和价值取向，不能完全用国家法的法理逻辑套用到党内法规的制度建设和制度评价之上。

而党内法规是宪法上党的领导代表制的规范成果，其合法性取决于党的领导的宪制合法性。党内立法法的主要目标是建立真正理性化和规范化的党内法规体系。

中国共产党既有作为共产党的一般性和普遍性，也有作为中国政党的国别性及其文化归属。党内法规无疑是中国政党文明的重要构成，但它可以被外部世界吸收和模仿吗？可以在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下而作为一种执政党道德与能力建设的对标方案么？如果党内法规走不出国门，不能为外部世界所规范性理解、认同与借鉴，其普遍性的规范品质就是可疑的，进而其合法性根基也就不可能真正巩固。法律是客观规则，我国的人民民主及依法治国在改革开放40年来均有了体系性的进步，党的领导综合运用各种政策方法实现了科学领导和理性领导，但其丰富的政策经验和制度惯例需要予以规则上的系统整理和体系建构，党内法规体系从党的建设与治理的理性逻辑上回应和回答了这一要求。党内法规的规范品质分为法规条文的形式规范性以及实质价值性。【摘要】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统中，历史决议是对路线、形势与任务的权威判断和政治规定，是百年党史中新的政治时代启幕和进展的精神里程碑。这一点对理解和建构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兼容体系是有重要启发性的。

其二，四项最重要的纪律是之前的革命领导工作中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具体是指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尽管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但就其质的层面而言已经清晰呈现，其量的积累或调整还有空间。

其三，废除干部终身制并探索党政适度分工的改革治理体系，给国家法律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制度建设和法治运行留出较为稳定和规范化的空间。这里的保障作用显然既不是以党代政，也不是党政分离，而是有机统一，是党内法规在党的自我治理和治国理政中发挥符合党的领导与国家宪法要求的规范性作用，保障党的领导的理性化、规范化与合目的性，本质上是从国家规范治理层面作出的重新定位。

这种宣誓程序是一种义务的圣礼，是党员道德人格的检验和升华，是党员原有公民权利的合理让渡和党员义务的合理加载，从而构成对党员行为正当性的规范约束。其四，党内法规体系既要推进制度建设，又要推进制度执行，实现规则的权威化和实效化，不能使党内法规流于形式或遭到规避，为此需要在完善党内法规体系的同时深化制度执行体系与法规效果评估等机制建设，形成全过程的党内法规运行体系。

党内法规的规范性品质与普遍化水准，既取决于法规本身制定得是否科学合理，也取决于法规实施得是否合规合理。（一）建党一百周年的党内法规体系：一个规范概述 比较完善具体是一种怎样的规范完善状态？党内法规形成了怎样的内在层级和规范类别？2012年以来的党内立法法及有关党内法规的制定规划与系统清理，最终于2021年7月1日交出了一份制度建设的具体答卷。这是探讨党内法规之普遍化命题不可或缺的理论维度。在国家法律体系中，党的领导虽一直保持着高位性，但在具体法律规范上较少出现，并由此形成了党内法规体系和国家法律体系的二元性。

其四，在改革时段的国家治理体系设计上，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既获得了各自的常态化制度建设之指导原则与空间，又逐步形成了二元规范系统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为改革宪法的特色发展和增量性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治空间和制度生长点。在此意义上，党内法规构成了党的六中全会历史决议的治理之要，其体系化与普遍化的既有基础和发展前景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特色和优势的集中体现。

中国法的自主性不再受制于法律东方主义、法律移植主义、法律现代化的全盘西化论的百余年精神挫折及或明或暗的自我东方化的非主体性法治思维，而以文化自信和制度自信的主体性立足点重新定位和调适中国法的体系与方向。在伊斯兰世界，其宗教法体系与世俗国家法体系的二元体系及其制度互动，倒是与党内法规及国家法律的二元体系有形式上的某种相似性。

党内法规同样不能过度干预党员的私人生活和私人领域。就党的领导的法规化以及党内法规的法治化进程而言，关键的历史节点有四个：其一，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将党内法规体系作为中国特色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标志着从政治决断和宪制法理层面，党内法规获得了正名和身份，并结构性地开启了党内法规的体系化和普遍化进程。

而人民主权的另一个肉身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的是人民主权的形式代表机制。与革命战争时期对党内法规之地位与作用的认识相比，改革开放时期国家治理进入常态化，需要从国法保障的法律体系性层面重新思考党内法规的规范性作用，邓小平同志给出了关于国法与党规关系的辩证理解和清晰定位，突出了党规党法对国法的保障作用以及党的有关机构维护党规党法的执行责任。在党的建设与治理的历史过程中，党内法规具有非常凸显的规范地位和角色。党内法规体系初步形成了自身的规范层级、制定程序、备案审查程序、法规部门体系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党内法规学，俨然成为全面依法治国之有机一环。

党内法规体系无疑在形式理性上具有对国家法律体系的技术性模仿和程序性对接，但这不等于党内法规体系的最终目标是类似于法治国的法治党。民主合法性取决于代表理论，而代表理论又是多元和相互竞争的，党的领导代表制和人大民主代表制就是不同的，而西方的选举民主代表制也是不同的，党内法规在法理基础上到底基于何种民主代表制？它要与国家法律依赖的人大民主代表制进行怎样的法理沟通与整合，以完成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终极闭环建构？没有宪法和政治理论上的前提性和基础性反思，党内法规的普遍化就难以获得真正的理论根基。

* 2019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有机衔接问题研究（19ZDA010） 来源：《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年第3期，第30-49页 注释略 进入 田飞龙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历史决议 党内法规 依法治国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全过程的全面领导力量，在过往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不仅取得了各方面的重大成就，而且积累了大量的制度与政策经验。

这是其作为一种实践性政治力量的生命力和行动优势所在。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2018年宪法修正案），也是中国宪法根本法的首要原则。